自由与生命的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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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于政治高压，50年代的中国自由知识分子大多都在这个时期完成了其思想转型。从而也丧失了他们的精神独立性。转变是为了生存，可是真的都好好生存下去了吗？
加缪在他的〈西绪福斯神话*荒诞与自杀〉中说：“假如有人问，根据什么判断某个问题比另一个问题更为紧迫，我的回答是，根据它所采取的行动。”自由主义者们为了生存而放弃了自由与信仰，放弃了自己宝贵的学术生命。据此可提出一个问题：生存真的比自由更重要吗？我的回答是，假如生存的目的是为了争取更大限度的自由，那这个答案是肯定的。正如加缪所举：“伽利略掌握了一个重要的科学真理，但当这个真理使他有生命之虞的时候，他就最轻松不过地放弃了它。在某种意义上，他做对了。”伽利略的妥协是一种且退且战，在此过程中，他拥有了最大限度的阐述真理的自由。从实效的角度看，伽利略的贡献比布鲁诺大。
回过头看看在强大外力下的中国自由知识分子，虽然他们的屈从是无可奈何的（我们不必强求一个人在那种恐怖气氛下的人格是否完整，换了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想必也会如此），可是他们却已然无力摆脱恐惧，并且麻木与此了。在这种状况下，我们还能企求他们有何光辉的思想传世吗？我们还能说生存比自由更重要吗？胡适认为在外力下要一个知识分子真正转变是不可能的，我无力否认，谢泳以哀婉沉重的笔调称他们为“无奈的群体”，而从本文主旨出发，我认为这个自由知识分子群体最无奈之处是他们用自由为代价换取的生存权利并没有体现出应有的价值。这无疑是个令人沮丧的事实。但是他们的悲剧却为后人留下了反思的余地，警惕历史的重蹈。我想或可称之为积极的意义罢。
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了陈寅恪先生。他是身处那个时代的少有的傲骨。他曾说过：“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然而历史跟他开了一个天大玩笑，或许是宿命，陈寅恪在他晚年厚积薄发之时碰上的是一个“思想管制”的时代。他也曾不止一次地重申：“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当先生在一片铺天盖地的批判声中不堪折磨，病逝家中的时候，时代帮他完成了生命与自由的抉择。这就象一个荒诞的黑色幽默，然而在中国的现代史上，那却是真实而沉重的一笔。
以此文表达我对思想与自由的看法。顺悼先生们 返回网友原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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