怯懦

　　在无数次几近相同的梦里，哲二空洞而迷茫的眼睛无神地望着我：一宁……一宁。
　　我瑟缩在班驳的木漆椅子里，一声也没有出。
　　天花板的边缘被楼上渗出的水渍殷湿了一小块，我直愣愣的盯着那水印，心里一片空白。
　　蔼非醒了。
　　她把她结实的胳膊搭在我的胸膛上：想什么呢？
　　我没说话。
　　她狠狠给我一拳：问你话呢，想什么呢？！
　　我穿好衣服下了床。
　　只听见蔼非兀自在那里说：你这人，怎么了这是？
　　深秋的北京清晨萧瑟而干燥，一片片凋零的树叶歪歪扭扭的在枝头若即若离的挂着，行人匆匆忙忙的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只有饭馆门口小姐的脸上洋溢着永不褪色的笑，在冷风里一点点变硬。
　　我踱进一家早点铺喝豆浆。
　　热腾腾的豆浆在我的眼镜上蒙了一层雾，我掏出手绢来擦，这时候，手机响了。
　　“喂？我是一宁。”
　　“一宁，是我，蔼非说你都出来了。”
　　“我正吃早点呢。”
　　“后天西安那边儿就要开展会了，你马上把展品送去，给你买好车票了，有问题吗？”
　　电话那头是周进不紧不慢的声音。
　　“没有。”
　　“很好。”
　　周进把电话挂了。
　　我急忙把豆浆喝了，又折回家去收拾行李。
　　蔼非正要上班，看到我回来就问：“怎么又回来了？”
　　“出差。”
　　“哦，那我先走了。”
　　我站在那里看着蔼非一步步摇摇摆摆象只鸭子一样走远了。
　　凌乱的屋里还残留着一些夜晚的余温，我突然觉得很留恋，东张西望看了一阵，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只有一张我和蔼非的合影，在床前格外的醒目。
　　从家里到单位用了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
　　周进拍着我的肩膀：你还挺利索。
　　他笑吟吟的把我从头看到脚，直到我离开。
　　西客站象一个巨大的蜘蛛网，盘踞在长安街的西南方向，如今的火车站建造得雄伟壮观，不似先前那般破破烂烂。以前一说火车站，脑海里出现的永远是一群群冒着臭汗的外地人象韭菜一样扎在一起，割了一茬，又冒出新的一茬。
　　我在车厢里把我的行李放好，然后舒服的靠在被子垛上，望着窗外发起呆来。
　　人们陆陆续续的上了车。
　　坐在我对面的是一个长着络腮胡子的壮汉，他把面包和榨菜摆了一床，假如不是在这里遇见他，我一定要以为他是卖面包的了。
　　络腮胡子在列车开动后不久就问我：“你是出差的吧？”
　　在我点头默认之后，他的问话又象连珠炮一样发了过来：
　　“你是北京人？你去哪儿出差？你是在机关工作吧？你今年有三十了？”
　　我一一做了回答。
　　他似乎还不是很满意，继续用探究的眼光盯着我。
　　“面可真够嫩的。”他补充道。
　　络腮胡子用拇指和食指把榨菜捏在手里，一根根往嘴里送，他的胡子上，经常留着一俩滴混合的口水。
　　面可真够嫩的。这话真耳熟。哲二就常这么说我，最初他说，“你丫胆儿真小，跟个娘们似的。”后来因为这个我和他急过一回，他就改口说：“你丫面真嫩。”
　　我说：什么意思？
　　他说：就是脸皮薄的意思呗。
　　然后“嘿嘿”干笑着。
　　哲二的老家在山东，典型的农村人，他进了城之后最迫切的一件事就是把自己的口音改掉，那是因为他要“相个城里的对象”。
　　自从哲二开始能熟练的操着北京土话骂人，我和哲二的关系也一天天的拉近了。
　　起先我是不屑于和这样一个“粗”人交往的，我的家要在古时候怎么也算得上是个书香门第，“往来无白丁”的那一类。可是哲二很仗义，不仅仅是每回打牙祭都是由他付帐，而且大事小事只要他能帮得上的，他绝对不会含糊。
　　这样，我就勉强承认了他是我的朋友。
　　每次我去他们钢厂找他，他都自豪的跟别人说：“我哥们，硕士，厉害吧。”
　　别人也就附和着冲我笑笑。
　　我不知道哲二为什么会对我这么好，我时常想到这个问题，也许是他需要有我这样一个有“文化”的朋友充门面；也许是他对每一个人都这么好。
　　络腮胡子见我一直不说话，就向我上铺的一位学生模样的青年发起第二轮问话。
　　络腮胡子：“你是学生？哪个学校的？回家去吗？”
　　不等学生回答，他又自言自语道：现在的学生真有钱，回趟家都坐卧铺，爹妈舍得花钱吧，都是独苗。
　　哲二也是独苗，我怎么也想不通，他们家怎么会只生了他一个儿子，哪儿的农村不是十个八个的生，哲二笑嘻嘻的说：“我妈生了我就病了，我爸心疼她，我可是我们家的宝，全村就我一个是独苗。”
　　我说：“那多好，你妈那么疼你。”
　　哲二装作满不在乎的样子说：“其实也就那么一回事。其实。”
　　哲二的朋友很多，我的朋友则少的可怜，我不喜欢和那些三教九流的人海阔天空的聊些不着边际的废话，在那种场合，我说不出话，就是哲二说的“面嫩”。哲二和我正相反，他能说，能喝，尤其是二两二锅头下肚，话就多了。他老是说他的老家，他家的大院子，前后两棵柿子树，到了秋天，那金黄的沉甸甸的柿子自己往院子里掉，他都吃的不耐烦了。
　　哲二的家乡，一片院子连着一片院子，村里人都和亲戚一样，相互间帮忙，要是谁家有点儿什么事，传的比声音还快。
　　傍晚年轻的母亲们站在门口喊自己的孩子回家。
　　“二旺，天黑啦。”
　　“快回来，大妞二妞。”
　　“狗娃，吃饭啦。”
　　声音此起彼伏的在乡间回荡。
　　我私下里问哲二：“你家那么好你还出来干吗？”
　　哲二说：“家里太穷。出来挣的多，别人家都盖了新房子了，我家的还是旧的，明年一定要给我家也盖一新房。”哲二信誓旦旦的对着我许愿。
　　哲二的脸在我的眼前变的清晰起来，“一宁，，一宁……”
　　我的手里潮潮的攥出些汗来，络腮胡子仔细的看着我问：“怎么了？病了？脸色不太好哩。”
　　我说：“车里太热，我去外面抽根烟。”
　　站在车厢的连接处，我长长的呼了一口气，从口袋里摸出一盒希尔顿。原来我是不抽这种烟的，太烈了，自从认识哲二以后。
　　又是哲二。
　　哲二说：“老爷们不抽这个就白活了。”
　　他还说过老爷们不喝酒就白活了，但是我实在不能喝。
　　第一次抽希尔，我被狠狠的呛了一口。
　　哲二哈哈大笑着说：“瞧你小丫那操行，我真服了你了。”
　　我说什么也不抽第二口了。
　　后来是什么时候又开始抽的呢？我不记得了，大概烦闷的事情太多了，烟也就抽的凶了。
　　哲二说过，解忧离不开烟酒。
　　不知道什么时候，络腮胡子摸到了我的身边，“兄弟，没事吧，我看你一定有心事儿。想开点儿吧。”
　　我看了看他，笑了笑。
　　“过道里的风大。”他边说边往回走了。
　　我突然间有一股冲动想要拉住他，和他说说哲二，然而我忍住了，我想用他来代替哲二吗？我是想要寻求解脱了吗？
　　车窗外的矮墙上刷着“少生孩子多种树”，“只生一个好”等标语，随着列车一行行的飞逝而去，再也看不到了。
　　西安到了。
　　络腮胡子把他的地址硬塞给我，“回北京找我来！”他狠狠的握着我的手说，“凡事想开点儿！”
　　我把行李放在旅馆，就跑出来走在钟楼的大街上，四周是繁华的商业区，人们带着不变的脚步走来走去，一瞬间，我觉得是在北京。
　　我不小心踩了一个小伙子的脚，“对不起对不起。”我忙说。
　　不知道是我踩的太重了还是我的北京口音惹了他，他带着敌意盯着我。
　　那熟悉的眼光。
　　我忙避开了。
　　意识终于不由自主的陷落下去，一直不停顿的。
　　我的眼前出现了一个昏黄的小酒馆，吊灯晃来晃去，人影幢幢。
　　“我去买包烟。”
　　我在人群里穿梭，一个醉鬼撞在我身上，我躲开，“讨厌。”
　　周围是哄笑声。
　　“他说讨厌？！”醉鬼带着敌意也斜着我，“讨厌？”
　　我要跑，我没迈开步子。
　　哲二已经挥拳把醉鬼打倒了。
　　哲二推着我回到酒桌旁还没坐稳，醉鬼带着三四个手里拿着酒瓶的人。
　　我丝毫不记得当时我在干吗。
　　哲二被围攻。他抬起眼找寻我：一宁，，，一宁。
　　后来他不叫了，也不再找我。
　　醉鬼们散了。
　　哲二的脖子上汩汩的向外流水一样的流着红色的血，带着一点儿粘稠，血腥味，我摸了一点儿放进嘴里尝了尝，咸的……
　　记忆的洪水就这么突如其来的把我淹没在西安这个陌生的古城的陌生街道和陌生的人流中，他们还是那样从容不迫的走着，有时候停下来坐在街边的长凳吃上几串肉串，或者要一碗粉蒸肉，那么悠闲，那么愉快。
　　街道的灯亮起来了。
　　我也尝试着要了几串肉串，油腻的肉滋滋的响着，吃在嘴里，却没有什么味道，
就象这个城市。
　　在西安呆了三天，我就提前回京了。
　　火车里，我的卧铺对面是一对新婚的夫妻，一路上卿卿我我，当我是一座没有感觉的塑像。
　　回到北京，正是华灯初上的时候，熙熙攘攘的行人都忙着往家里赶，我也觉得肚子有些饿了。
　　我用钥匙捅了半天也没开开家门。
　　我边敲门边继续开锁。
　　周进从屋子里走了出来，“回来了？咳。我该走了。”
　　我看到屋里凌乱的扔着些衣物，床头和蔼非的合影不知去向，蔼非的脸绯红，象桃花般的灿烂。
　　在这种时刻，我必须要说话吗？我该说些什么呢？我说：“你别走，再坐一会儿。”
　　或者我骂他，打他；还是骂她，打她？！
　　周进走了。
　　蔼非在观察我。
　　我的心里有一个影子在来回的晃，那是哲二的影子，他的影子，他的家乡，他的村庄，他的爸爸，妈妈。
　　还有那两棵金黄的柿子树。
　　我一片腿上了床，胡噜开那些被褥和衣而眠。
　　那一觉，我并没有梦到哲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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